一、引言
梁柏台（1899-1935），是浙江新昌籍的一名革命烈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梁柏台的一生虽然短暂（牺牲时年仅36岁），却是光辉灿烂的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红色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起草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局部建政时（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位司法部长、第一位检察长和代内务部长，也是红色政权的反腐先驱。
对梁柏台的已有研究主要分三类，司法视角类、史实考证类和爱国主义思想类，而从理想信念、党性教育的角度开展研究则较为少见。梁柏台从一个浙东山区偏乡的农民儿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其外在的职务和头衔，更重要的是他主观世界的改造、淬炼和升华，即通过一系列过程的发展，生发出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是支撑他一生发展的根本与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是不是好干部首先看这一条”，“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用坚定理想信念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干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前面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因此，从理想信念、党性教育的角度来考察梁柏台的革命人生不失为一个具有一定创新价值的视角，是对已有研究的有力补充与丰富，也对当下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与启发意义。由此，本文将集中探讨“梁柏台的理想信念是如何铸就的？”“梁柏台的成长革命经历对当下的党性教育有什么启示？”这两个问题。
二、梁柏台理想信念铸就的五个阶段
（一）筑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幼年梁柏台报国为民志向的塑造
梁柏台出生所在的新昌县自古以来文教发达、文风昌盛，历代文武科进士及第者达189人，并涌现出了一批先贤人物，尤以明代被御赐“清官第一”牌匾的甄完为典型代表。深厚绵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昌独有的清官文化深深地浸润着忠厚朴实的新昌人民，梁柏台也不例外。
梁柏台出生后，其父梁开钱按照宗谱行第“佑”字辈，给儿子起谱名佑民，又名殿栋，字柏台。顾名思义，梁开钱希望儿子梁柏台长大后能护佑民众，成为殿堂栋梁。至于“柏台”的含义，有学者考证指出，汉时御史府中植有成列的柏树，后世因而也称御史台为柏台。而御史台就是中国古代专掌监察、执法的机关。历史有时就是这么神奇，正是这位名叫“佑民”、“殿堂”、“柏台”的孩子日后真正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司法部长、第一个检察长，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栋梁。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名字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建构作用。
在学习上，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事件等也影响着梁柏台。比如，梁柏台曾在作文《丈夫誓许国说》中写道：“昔马援谓‘男儿当死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何能卧床上，死於儿女之手中也’。班超谓大丈夫无他志略，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耳。斯二人者，乃誓许国之大丈夫欤。立言不朽，立功不朽，吾辈青年，当以为模范也夫。”这里表达了他以古代英雄人物为榜样，渴望建立功勋、报效国家的志向。
总而言之，在这一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地熏陶着幼年的梁柏台，为他的精神世界铸造了一个基础，也初步塑造了他报国为民的志向。这是一个“筑基”的过程。
（二）纳新：民初新式教育与五四运动对青年梁柏台的思想洗礼
梁柏台成长的时代是风云际会的时代，二十世纪初，“天朝”崩溃，民国建立，国家教育体系有所更新，各种新思潮冲刷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传统文化教育不再“一家独大”、“唯我独尊”，这股时代的风潮也吹到了梁柏台的家乡浙江新昌。
1915年春，16岁的梁柏台走进知新高等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此前他曾在旧式私塾、学堂读书，新的学校环境使梁柏台耳目一新。在这里，梁柏台拓展了视野，增进了对世界基本形势的认识。例如，1919年5月17日，梁柏台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月曜，天气晴。早膳毕，上国文科。……次地理，愤俄人之欲并吞北满，野心勃勃，大有相机而动之势。……午膳后小憩，阅报纸，至日人欲侵吾国，不觉悲吾国民，何以不坚固团体，而甘为三岛所欺耶”，这是梁柏台通过地理课、报纸等认识到近代史上我国被帝国主义国家欺凌的恶劣局面，并生发出反帝救国思想。
如果说就读知新小学是梁柏台“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重要阶段，那么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习则是“更上一层楼”，在这里，梁柏台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亲自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禁查日货劝用国货、“一师风潮”等实践活动。梁柏台还曾在给新昌老师的信中写道：“身可死而山东半岛不可失，头可断而青岛不可去”，反帝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总而言之，在这一阶段，民初新式教育为梁柏台对世界整体发展形势有了进一步深刻的认识，五四运动的浪潮则在实践中洗礼着他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纳新”的过程。
（三）锚定：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期间梁柏台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化
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梁柏台的精神筑基，还是民初新式教育与五四运动对梁柏台的精神纳新，都还处于一个预备性的阶段，梁柏台要从一个农民儿子彻底变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必须在精神上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梁柏台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这一过程，主要是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完成的。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共产主义先驱们在上海创办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1920年，时年21岁的梁柏台经俞秀松、陈望道介绍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外国语学社的马克思主义课程，由陈望道讲授，他以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为教材。梁柏台第一次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使其摒弃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此外，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则以更活生生的现实影响着梁柏台。杨明斋向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介绍，在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苏维埃政府，在这个新政权的领导下，工人农民当家做主人，整个国家里没有剥削和压迫。邻邦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影响了当时包括梁柏台在内的一批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信马克思主义成为梁柏台的人生方向。
总而言之，在这一阶段，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共产主义先驱们的引导下，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本的学习中，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实践的感召下，梁柏台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锚定”信仰的过程。
（四）提高：苏俄十年求学与工作对梁柏台思想和能力的淬炼
从1921年奔赴苏俄，到1931年经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意回国后抵达中央苏区，梁柏台在苏俄整整学习、工作了十年。这十年是对梁柏台思想和能力的进一步淬炼和提高。
在学习方面，1922年，时年23岁的梁柏台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东方大学是一所为苏联东部地区和东方国家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梁柏台由于有一定的俄文基础，再加上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虚心向先进的同学请教，因此，进步很快，不久便能听懂教师的俄语授课，阅读俄文原著、报刊，从而受到了更加系统、正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在工作方面，梁柏台具有代表性的职务是担任中共海参崴支部书记和远东伯力省法院审判员。其中，在海参崴工作期间，梁柏台经常深入工厂、码头、矿区，和工人交朋友，组织成立了矿工、码头、手工业等职工会，他还以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开办华工补习学校，亲自担任教师，帮助华工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并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共产党员，他和何今亮在海参崴北京大街创办的“五一俱乐部”，参加的华工规模一度达到5万人。
总而言之，在这一阶段，梁柏台对共产党执政国家的政权架构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亲自参与到其中的某些实践中，在其父亲逝世母亲写信催他回家时坚持以工作为重而没有回去，足见其思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淬炼。这是一个“提高”的过程。
（五）笃行：苏区艰苦卓绝的斗争是梁柏台对理想信念的践行
从苏俄回来以后，在中央苏区工作的梁柏台开启了他一生中最壮丽的篇章，为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苏区艰苦卓绝的斗争正是梁柏台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忠实践行。
梁柏台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和贡献主要由四方面构成。一是在国家政权总体架构方面。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基本架构的纲领性文件，是“一苏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而梁柏台正是该大纲的最后完成人。二是在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方面。苏维埃政权曾被评价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这离不开其对干部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为此，中央苏区建立一套完备的监督机制，包括六大监督：党政监督、法制监督、巡视监督、群众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其中梁柏台身兼数职，领导和参与了这六大监督，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是在司法建设方面。梁柏台为创立和完善苏区司法机关设置、规范司法机关的运行程序、培养司法人才、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亲自参与到许多审判工作中去。四是在内务建设方面。梁柏台任内务部代部长，工作内容涉及民政、卫生、交通、粮食等等，还要准备“二苏大会”，职能十分广泛。
总而言之，在这一阶段，梁柏台在中央苏区扎扎实实地开展了许多工作，大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架构的设计，小到某一件案子的亲自审理，梁柏台都全力以赴、兢兢业业，在这些实践中，梁柏台的理想信念不断化为现实的工作。这是一个“笃行”的过程。
三、梁柏台成长革命经历对当下党性教育的启示
（一）文化熏陶：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高尚情操
从梁柏台成长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的深刻影响，无论是从名字，还是从历史人物故事，都传达出一种鼓励人积极上进、为民谋福的价值理念，浸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无形中塑造了幼年梁柏台报国为民的志向，尽管此时这种志向还是比较朴素的，但对他的一生来说无疑是开了一个好头，扣好了“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这启示我们在开展党性教育时，要善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培养党员干部的高尚情操。特别是是在当下提倡“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热潮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尤其值得重视。
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文化、清官文化特别值得重视。就全国范围来看，北宋年间包拯的故事数百年来流传不息，无论是通过传统的戏曲表演，还是现代的影视剧，都十分火热，“狸猫换太子案”、“铡美案”、“真假状元案”等故事妇孺皆知，为广大老百姓所津津乐道。就个别地方来看，一些地方历史人物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以新昌为例，明代清官甄完就备受新昌人民推崇，其故里被建成廉洁文化教育基地，成为纪委监委开展宣传教育的优质平台；其生平故事以国家级非遗新昌调腔艺术形式创编成《甄清官》并曾进京演出，近年来又被拍成电影《甄完传》，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二）理论学习：扎实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到真懂真信
梁柏台从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文献的学习和把握，尤其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在苏俄期间接触到的诸多文献，都对梁柏台搞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启示我们在开展党性教育时，要进行扎实的理论学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到真懂真信。因为只有把理论上的问题搞清楚了，信仰才会真正坚定，靠一时兴起与短期热情参与到党的队伍中来的人，从长远来看是缺乏定力的，容易在各种风险挑战、现实诱惑中迷失方向。
在学习理论的方法上时，要善于结合历史进行阐释，做到言之有物、深入浅出。例如，结合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就对提升理论学习的效果十分重要。除了在理论学习方法上要注意，在理论学习对象覆盖上，需要在不同年龄段的党员干部中都加以强调。这是因为，对于年轻干部而言，年轻人朝气蓬勃，工作上干劲足，急于“建功立业”，但如果没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很容易在工作中迷失方向，做一些急功近利的事；对于中高级干部而言，他们往往身居要职，工作繁重，面对着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盘根错节的机关事务，如果没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没有一定的理论思维，那么往往导致事倍功半。
（三）实践提知：善于在实际工作历练中总结经验提升认知
梁柏台在苏俄期间尤其是在中央苏区期间，做了大量的实践性工作，在工作中形成了注重调查研究、注重群众路线、注重结合实际等工作作风，并形成了丰富的法律思想。梁柏台还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临危受命，留守赣南。正是在这些实际工作、现实考验的历练中，梁柏台的党性修养、理想信念也进一步提升、巩固，达到了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的境界。
这启示我们在开展党性教育时，要善于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党员干部。好干部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靠纯理论学习能够得来的，归根到底还是要在真切的实践工作中长期摸爬滚打，特别是在一些突发性事件面前，能否顾全大局、顶住压力、扛起责任，很考验一个人的党性。正是在这样热火朝天、迂回曲折的实践中才能淬炼真正的党性。
为了在实践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一方面，从起步阶段来说，要做好对年轻干部的实践锻炼工作。起步阶段的工作做得好与坏，以及是否由此锻炼了坚强的党性，往往影响一个干部的终身发展。另一方面，从干部队伍建设的全过程来说，在工作实践中淬炼党性的一大关键在于能否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在现实工作中，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各部门的一把手，掌握着十足的公权力，决定着许多稀缺资源的分配，能否公私分明、按规办事十分考验党员干部的党性。
四、结语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很容易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很容易走散了、走丢了。”在和平建设年代，对一个拥有九千多万成员的政党开展有效的党性教育，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发掘一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革命历史人物（梁柏台）的生平经历，凝练了其理想信念铸就的五个主要阶段，即“筑基-纳新-锚定-提高-笃行”，并从中得出了三点对当下党性教育的启示，一是要重视文化熏陶——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党员干部的高尚情操，二是要重视理论学习——推动党员干部扎实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到真懂真信，三是要重视实践提知——党员干部要善于在实际工作历练中总结经验提升认知。
党性教育永远在路上。如何跳出治乱循坏的“历史周期率”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面对这个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党性教育也是一种自我革命，是主观世界的自我革命，即不断去除错误的思想，牢固树立正确的思想。广大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只有不断淬炼自己的党性，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抵御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才能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以造福人民。也唯有如此，方可告慰以梁柏台为代表的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
